人做事有兩個道理去管理我們應怎樣行動：
１）雙果律：「可以為了做一件好事，而讓一些壞事有可能發生。」因為沒有這原則的話，我們便會作繭自縛。我們做的所有事情，都總會帶著負面副作用的可能性，這是無可避免的。
例如，你會為家人煮飯。即使這意味著，你可能會燒傷自己，害家人要幫你付龐大的醫藥費，及令你的孩子人生潦倒，但煮飯依然是可接受的行動。因為你並不是想害他人身體殘缺，或令人潦倒，而只是想餵飽家人。
因為所有好行為都是在這雙果律系譜上，「好」跟「潛在惡」都要取得一個平衡點。這就像是，我可能會為救一條人命而衝入火場，卻不會為了一對限定版波鞋而衝入火場。
2）「事情的結果不能用來合理化所被採用的手段」或「你不能做惡事去帶來好結果」：「結果」是指我們想達到的事，例如我想救自己的兒子﹑修好自己的車﹑保衛國家﹑沖熱水涼等等。「手段」是指我們做什麼行動去達到目的。跟原則(1)不一樣，平衡比例會被忽略。因為如果一個行為本質上邪惡的話，不論我的目標有多美好偉大，我也不能做這惡事。
如果我們沒有原則(2)作為我們基本道德觀的話，那我們就會變得做什麼也可以，不會再有東西被稱為「惡」。只要有一個好理由的話，你可以隨便走進一個課室，把裡面的學生殺清光。如果沒有這原則的話，我們就不會再有道德。
所以，有這兩條原則的話，我們可以無顧慮地行動，但又不至於會去做罪大惡極的事情。但為什麼天主教教徒的我們仍然會覺得這好像很難遵守呢？
雙果律的副作用
為什麼我們會很難認同「一件事的結果不能合理化所採用的手段」？這是因為雙果律允許我們去做一些可能會引致有嚴重後果的事情，例如自衛殺人。但我們經常性地忘記了其條件是有限的。因為殺害對方的權利，只存在於我們嘗試去停止威脅的時候。但我們又會經常地想：「如果我可以在自衛時殺人的話，那麼其他邪惡的行為，只要有一個嚴重但合理的理由的話，我們也可以做，不是嗎？」
又或者：「如果我可以跳到一台巴士面前讓它停下，以救將會被撞飛的兒子的話，即便我很可能會死，我可以因為這是一個好理由而殺死自己。」
有些人會用以上的論點去合理化一些不道德的行為，「只要有一個強而有力的好原因的話」。
避開痛苦並不是最好的
令這個情況更加混亂的是：某些時候我們可以用不道德手段去防止痛苦，但有些時候我們卻不能。一個簡單手術可能可以讓我擺脫一個小病痛。只要機大於危的話，我們還是會冒著風險去做這小手術。但同樣地，假如醫生能提供一個同樣地安全或更加安全，但不道德的手術，去救我一命（不做這手術便必死無疑）的話，我們可以做這不道德的手術嗎？不能！
但有人會說：「你不做這手術的話，會必死無疑！只要你的手段並沒有比你的死亡本身更邪惡，不就行了嗎？」
答案，仍然是不！如果所有事情，都是用比較利益關係來下定斷的話，我大可以想一個極好的理由出來，去合理化我現在去闖入你家把你全家殺光這一行為。我甚至可以把你母親和姊妹賣去妓院；我可以把你所有財物都據為己有；把你關進籠子裡讓你餓死……只要我有一個夠好理由的話！
可能，其他較低程度的惡行，會讓你的介心減少——如果我只是犯一些沒有人會留意到的小罪行，一切都會如常進行，沒有人會介意。沒錯，兩害取其輕，小惡的當然只是小惡，不構成巨大傷害——但它們依舊是惡。可是，到最後來，透過比例來衡量得失的話，只會代表你的寶貴生命，可以任我魚肉。
＊基於及翻譯自Patheos的Why can’t we do evil that good might come of it? Even to save life?
有些行為，因其本身，在其本身，不論處於何環境，不論有何意向，因其對象的關係，常是嚴重不道德的。例如，褻瀆神明和宣發假誓，謀殺和通姦。人總不可為得到一個善而作惡。（《天主教教理》1756）
天主教教你 